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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4月定一个主题,“大模型”应该当仁不让。
从4月7日阿里突然放出“通义千问”内测开始;8日,华为放出盘古大模型;10日,商汤推出类ChatGPT产品“商量SenseChat”;之后,11日的阿里云峰会,毫末AI DAY,以及之后昆仑万维号称即将发布的“天工”......大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所有活动的主题。
另一方面,当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企业最新的技术动态、产品质量,以及可能带来哪些商业革命的同时,另外一些事情在同样挑动人们的神经。
4月10日,有网友通过AI技术“复活”了自己的奶奶,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说,看到图像的那一刻眼眶就湿润了;也有人说,这有些不尊重逝者;更有人联想到如果有不法之徒利用这种技术,几乎可以随意将一个陌生人带回家当电子宠物......
图源扬子晚报
和通用AI技术的惊艳发展一样,安全伦理也是这场“AI实验”的重要且关键主题。
事实上,从春秋战国时期钢铁冶炼技术的突破,到西方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珍妮机,自古以来,当革命性的技术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会给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范式带来冲撞和破坏。
AI大模型同样也是如此,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背后所有与人直接相关的,比如数据安全问题、AI的可信度问题、隐私保护问题等等,都在冲撞着当前的数据治理格局。
就像20年前,我们打开每一个网页都害怕被病毒侵袭、被黑客攻击一样,在大模型飞速发展的今天,安全问题正在被重新抬回桌面。
因此,在享受技术突破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如何应对这种冲撞,成为当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大模型带来的关于伦理道德、数据安全和可信度的讨论,可能来的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早。
2021年初,韩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Scatter Lab上线了一款基于Facebook Messenger的AI聊天机器人“李LUDA”,但仅仅不到20天,Scatter Lab就不得不将“李LUDA”下线,并公开道歉。
道歉的原因,是“李LUDA”失控了。
“李LUDA”上线后,很快在韩国网络平台上受到欢迎,有75万名用户参与了互动。但在交流过程中,一些用户将侮辱“李LUDA”作为炫耀的资本,对其发泄自身恶意,并在网上掀起“如何让LUDA堕落”的低俗讨论。
很快,随着各种负面信息的介入,“李LUDA”还开始发表各种歧视性言论,涉及女性、同性恋、残障人士及不同种族人群。
而在“李LUDA”变得越来越“暗黑”的同时,关于“李LUDA”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也在受到诘问。
“李LUDA”是Scatter Lab基于Science of Love数据开发的,Science of Love可以分析韩国国民级聊天应用KakaoTalk(类似于微信)的对话,显示用户间的情感水平,这也导致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和互联网安全局开始介入调查。
“李LUDA”的故事只是一个序曲,在两年之后的今天,在全球掀起技术革命的OpenAI也同样面临安全和可信的问题。
事实上,从ChatGPT推出的第一天起,到后来的谷歌Bard,再到国内的文心一言,以及阿里的“通义千问”,几乎都面临着AI“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问题。
仍然以ChatGPT举例,有网友让其推荐3家西湖区的新兴咖啡馆,ChatGPT正经地给出了名字、地址和介绍。但网友查询后却发现,压根没有这样三家咖啡店的存在。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为AI的回答本质上是一个“概率问题”,即通过前一个字去猜后一个字的可能性,然后根据概率和语义选择最适合的组成一个句子。
所以当问到AI不曾了解的内容时,它仍然会随机生成答案。但这会给许多没有分辨能力的人带来误解。
在可信问题之外,数据安全是AI大模型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题。
3月底,OpenAI发布一份报告显示,由于Redis的开源库bug导致了ChatGPT发生故障和数据泄露,造成部分用户可以看见其他用户的个人信息和聊天查询内容。
仅仅十天左右,意大利数据保护局Garante以涉嫌违反隐私规则为由,暂时禁止了ChatGPT,并对相关事项展开调查。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正在许多地方同时发生,比如三月中旬,自三星电子允许部分半导体业务员工使用ChatGPT开始,短短20天有三起机密资料外泄事件。
数据安全公司Cyberhaven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员工直接发给ChatGPT的企业数据中,有11%是敏感数据。在某一周内,10万名员工给ChatGPT上传了199份机密文件、173份客户数据和159次源代码。
众所周知,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大模型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来不断进化,这也要求类ChatGPT产品需要不停地收集用户使用数据。但这些数据回到后台之后,并没有进行脱敏处理,也无法被删除,而是进一步被纳入到了模型训练的数据库中,并随时面临可能被泄露的风险。
整体上,AI大模型被广为人知以来,伦理、可信、数据安全的问题也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但这其实就像一条新建成的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很高,但还有许多地方的卫生条件没有达到要求。
我们并不应该因为这一些局部的瑕疵而否认整个生产线的价值,但这些潜在的隐患也同样需要去规避和完善。
事实上,无论是产业界还是相关的监管机构,其实都早已意识到了问题,并且也都在积极寻求改变。
比如OpenAI就在积极提高其预训练大模型的安全性,在GTP-4发布时,OpenAI的安全测试显示,GPT-4比GPT-3.5的得分要高出40%。
OpenAI开发了一项新技术,让AI能够模拟人类的自我反思。这让GPT-4在HumanEval编码测试中的准确率从67%上升到88%。在Alfworld测试中准确率从73%提高到了97%;在HotPotQA测试中准确率从34%提高到54%。
当然,Open AI官网仍然在警告用户,在使用GPT-4输出的内容时应格外小心,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下(如医学、化学等领域)需要人工核查事实准确性,或者压根避免使用AI给出的答案。
除了在模型阶段介入新技术之外,更多公司开始从数据阶段就将隐私考虑了进去,比如数据合成和隐私计算就是两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中,合成数据是指计算机通过模拟技术,或算法自己生成的标注信息,能够在数学上或统计学上反映原始数据的属性,因此可以作为原始数据的替代品来训练、测试、验证大模型。但由于数据是合成的,因此不会涉及到真实的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
而隐私计算则是一种保护数据隐私的计算方法,它可以在不暴露数据内容的前提下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共享等操作,关键就是让数据“可用,但不可见”。
除了在通过研发新技术提高AI能力之外,微软在开放NewBing时也考虑从其他方式限制AI胡说八道。
现在使用微软更新的NewBing时,AI不仅会告诉你答案,还会像论文标注一样,将得出结论的数据来源进行标注,方便用户回溯,确认信源是否可靠。
当然,在这方面投入努力的也不只是企业,并且也不局限在技术和产品上。
从2021年开始,为了保障数据安全、个人隐私、道德伦理、以及从跨国市场规范、AI平权等多项目标考虑,欧盟就开始推进《人工智能法案》,按既定节奏,该项法案在3月底提交欧盟议会审议。
在欧盟推进立法的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也在3月30日发表声明,呼吁各国尽快实施该组织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为人工智能发展设立伦理标准。
中国在这方面同样也在推进相关监管法案的落地。4月11日,国家网信办起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办法》聚焦隐私安全、技术滥用、知识产权和他人权益三大问题,为AIGC的发展建立防护栏。
除此之外,学界和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方式。比如4月7日,清华大学与蚂蚁集团达成合作,双方携手攻坚可信AI、安全大模型等下一代安全科技,在可信AI方面联合攻克安全对抗、博弈攻防、噪声学习等核心技术,来提升规模化落地中的AI模型的可解释性、鲁棒性、公平性及隐私保护能力;并基于互联网异构数据,构建面向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交易安全等多领域多任务的安全通用大模型。
除此之外,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安全企业,周鸿祎在新智者大会上也提到人工智能的安全挑战。周鸿祎将其归纳为七点:硬件、软件、通信协议、算法、数据、应用和社会伦理。但周鸿祎也提到:“仅靠一家企业不能解决所有威胁,需要注重生态合作。”
整体上,自ChatGPT以来,AGI的大门也才刚刚打开,就如同AI大模型仍在探索一样,其与传统产业、安全、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冲突也才刚刚开始,整个治理、重建、规范的过程也都还仍重道远,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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