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能言善辩、口齿伶俐、追逐正义、收入颇丰，这些是影视剧的律师。现实中律师职业的艰辛程度远超乎你的想象。枯燥的法律专业学习和通过率极低的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已经让人不知道掉了几层皮了，但这只是迈向执业律师的前期准备。只有对这个职业真正热爱的优秀人才才能走到最后。今天起，法治频道推出《我是律师》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近贵州优秀律师代表，聆听他们的精彩故事。

(资料图片)

人物小档案

朱飞，男，土家族，现为贵州众芳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高级合伙人、执行主任、医事法律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华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司法厅规范性文件审查专家库专家、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省级人民监督员、贵州省律师协会医疗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贵阳市信访局案件评查评审专家、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所获荣誉

2013年参编《神经系统疾病血管内介入诊疗学》医学著作；2012年被贵州中医药大学（原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评定为“医德医风先进个人”“优秀教师”；2012年被贵州中医药大学（原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评选为“优秀教师”。

当了11年外科医生，他转身跨界当了律师。可以说，他是律师里最懂医术的人，是医生里最懂法律的人。他就是律师朱飞。

手握最难考的“双证”

2004年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朱飞成了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2006年，他到贵州医科大学攻读医学硕士研究生，同期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学习；2009年毕业后进入贵州中医药大学（原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了神经外科医生，同期承担贵州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任务。

工作中医生难免会遇到法律问题，因为对医疗法律不了解感觉比较被动；医患纠纷发生时，很多律师又不懂医学知识，沟通解决问题很困难。朱飞见状萌生出学习法律专业知识，将两者相结合更好解决问题的念头。

当医生工作压力很大，医疗、教学、科研、学习都要兼顾，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就在这样紧张的节奏中，朱飞硬是挤出时间自学法律，通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手握最难考“双证”的医生律师：一本执业医师资格证，一本法律职业资格证。

跨界的经历，让朱飞见识了医学以外的广阔天地，也让他重新思考人生的选择。经过深思熟虑，2015年朱飞从医院辞职当了专职律师。

从医生到律师,职业转变了，没变的是朱飞爱较真的性格。他尊重事实，不会在医或患中偏向一边，他更愿意用医学专业特长追求法律真相。

司法实践中医疗案件为啥输多胜少？那是因为好些起诉状、患方陈述意见都没有讲到关键点。医疗案件的律师，医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朱飞将自己律师职业的重心更多放在了医疗纠纷上。转行7年多以来，他已处理医疗纠纷数百例。

再完美的病历也有瑕疵

儿子出生后被确诊为脑瘫，王兵夫妇（化名）质疑接生医院有过错，为了给儿子讨说法踏上了维权之路。

王兵夫妇慕名找到了朱飞。“孩子的病历是我见过最完美的病历，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很难找出医院的问题，败诉风险非常大”朱飞向两人坦言。王兵夫妇俩失望而去。

一周后，王兵夫妇又找到朱飞，他们坦率地告诉朱飞，全家都是学医的，知道病历很完美，确实很难找出问题，他们也咨询过很多律师，都觉得败诉风险很大。但为了弄清真相、不留下遗憾，他们愿意承担败诉的风险，坚持打官司。

朱飞接下了这个大概率要败诉的案子。受理后，朱飞没有躺平，他反复阅读病历资料，吃饭、睡觉、跑步……随时随地在大脑里过滤、重现孩子诊疗的细节，期待能从中找到案件的突破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转机终于在那一刻出现。朱飞发现，孩子出生当天，王兵爱人9：00的胎心监护图是Ⅱ类胎心监护图，此时需要医生加强监护、复查胎心监护图，若胎儿出现缺氧症状，应立即剖宫产。但病历里面没有9：00以后的胎心监护图，这证明医生观察不仔细，没有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缺氧导致脑瘫。

司法鉴定时，朱飞向鉴定专家指出了胎心监护图的异常，最后鉴定结论是：医院有过错，承担主要责任。这起大概率要败诉的案子因此逆袭胜诉。

收到判决时，王兵夫妇正在国外，当得知胜诉消息时，两人在电话那头号啕大哭，电话这头的朱飞也泪眼婆娑，这一刻，他深刻感受到律师坚持追求正义的力量！

找出胃癌乌龙肇事者

原本就是胃炎和胃息肉，却被误诊为胃癌，将胃全部切除。患者杨雷（化名）一怒之下将三家涉事医院告上法庭。究竟是哪家医院误诊，责任大小该如何区分？面对艰涩难懂的医疗俗语和纷纷复杂的数据资料，杨雷犯了难，最后还是朱飞拨开迷雾，还愿真相，维护了杨雷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杨雷到某县医院（A医院）做胃镜检查发现胃炎与胃息肉。为进一步确诊，4月到某附属医院（B医院）做胃镜检查后诊断为胃癌。为稳妥起见，杨雷到四川某附属医院（C医院）住院检查，该院医生根据B医院的诊断将杨雷的全胃切除，术后检查并未发现癌细胞。

得知这个结果，杨雷脑子“轰”得一下就炸了，这个乌龙闹得也忒大了。杨雷找到朱飞请他出马维权。

朱飞分析认为，A医院与B医院诊断完全不一致，不排除有一家误诊可能，根据C医院的病历综合判断，B医院误诊可能性较大，所以应当将B医院立为共同被告；

C医院明知A、B两家医院的诊断不一致，没有进一步检查明确诊断就手术，所以术前准备不充分；

即使B医院胃癌的诊断正确，证明也仅是在胃癌早期，只要一个微创小手术即可，故C医院将胃全部切除的手术方式不当。所以，将B、C医院作为共同被告起诉。

司法鉴定专家调取B医院的组织切片复查发现B医院确实误诊，最后鉴定结论是两家医院全部责任，其中B医院轻微责任，C医院主要责任。

今年4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B、C医院承担全部责任，其中B医院承担10%的责任，C医院承担90%的责任。

多年司法实践，让朱飞发现，导致医疗损害案件的发生不外乎两种情况：患者不懂医不懂法很弱势，医生懂医不懂法不利于保护自己。他愿努力缓解医患矛盾，充当医患双方和谐的桥梁，只有医患和谐才能共同联手对付疾病。

曼德拉有句话，“我没有失败过，要么赢得胜利，要么学到东西。”对朱飞而言，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要站起来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继续前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熊瑛

编辑 何永利